东方九-高校历史系教师供稿
在今天的越南，无论是河内的老街、胡志明市的商铺，还是乡镇的戏台与家庭神龛，你都能清晰看见中国四大名著的影子。小孩子追逐着孙悟空的故事，商铺供奉着关公神像，老人张口能讲刘备、曹操，日常用语里满是“张飞脾气”“刘备借荆州”这类出自名著的典故。更让人惊叹的是，这种文化渗透并非一时流行，而是延续了数百年之久。
许多人不禁要问：四部诞生于中国的古典小说，究竟凭什么能跨越国界、语言与阶层，在越南火得长久而深入？
四大名著能扎根越南的先天根基
四大名著之所以能在越南顺畅传播，首要前提是两国长期共享汉字系统与儒家价值体系，文化底层高度同构。古代越南长期以汉字为官方文字，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，科举制度、教育体系、伦理观念、政治秩序均与中国高度一致。越南读书人自幼习汉字、读经史，对中国历史典故、政治逻辑、人情世故了然于心，阅读汉文原版小说几乎不存在障碍。更关键的是，四大名著所承载的核心精神，比如《三国演义》的忠义与权谋；《水浒传》的侠义与不平；《西游记》的修行与善恶；《红楼梦》的兴衰与人性，与越南社会推崇的核心文化价值完全契合。
这种价值上的同声相应，让四大名著一经传入便迅速获得各阶层认同。
四大名著数百年间如何一步步走进越南
四大名著传入越南经历了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，每一步都有文献与实物可证。
其中《三国演义》传入最早、影响最广。依托陈寿《三国志》的早期传播，约在十七世纪已深入越南社会，先以汉文抄本流行于士大夫之间，再通过㗰剧、嘲剧等戏曲形式走向民间。越南汉喃研究院现存最早的《三国演义》喃字刻本为1908年维新戊申观堂版。在此之前，《古城会》《华容道》《桃园结义》等三国戏早已盛行数百年。
《西游记》紧随其后，凭借神怪故事的通俗性快速普及，清代前期已在越南流传。广东佛山于1878年刻印喃字《西游演歌二本》，专门销往越南堤岸等地，以六八体演歌形式传唱乡间。《水浒传》至迟在18世纪传入越南，虽因“官逼民反”的主题一度未获官方全力推崇，却在民间广受喜爱，20世纪初出现多种译本，迅速风靡市井。《红楼梦》传入相对较晚，早期以汉文原版在士人阶层流传。1962至1963年河内文化出版社推出一百二十回全译本，一经面世便被越南知识界视为东方文学巅峰之作。
这条传播路线清晰可见：从汉文原版供士人阅读，到喃字译写面向民间，再到国语字译本全面普及，四大名著逐步完成从上层到下层、从城市到乡村的全覆盖。
四大名著如何塑造越南文化底色
四大名著在越南早已超越“外来书籍”的定位，深度融入语言、信仰、艺术与日常生活，成为越南文化的底色组成。
最直观的体现是语言的全面渗透，越南语中大量人名、典故直接源自四大名著。比如，孙悟空（TonNgoKhông）、猪八戒（BatGioi）、刘备(LuBi)、林黛玉（LamDaiNgoc）等称谓成为日常用词，“张飞脾气”喻暴躁、“是个貂蝉”指善谎、“像曹操”示多疑、“刘备借荆州”讽久借不还，早已成为全民通用表达。
更深层的影响是信仰的重塑。《三国演义》直接催生越南全民性的关公崇拜，阮朝官方于乾隆五年（1740）定武庙祀制，专立庙宇祭祀关公；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又敕建关圣庙，民间则广修关帝庙，家庭供奉关公神像，尊为“关圣”，忠义信仰深入社会肌理。
在文学艺术层面，越南汉文历史小说、喃字诗歌、㗰剧剧本大量模仿名著结构与人物，年画、木雕、刺绣题材与中国一脉相承，形成高度相似的审美体系。文献记载，越南木版色彩水印行业极兴旺，产品以年画为最多，题材及手法与中国年画相似，正是这种文化影响的直接体现。
长盛不衰的流量密码
四大名著能在越南延续数百年热度，背后有四条不可替代的文化密码。
第一是文字相通降低传播成本，古代越南通用汉字，士人可直接阅读原版，无需转译即可领会精髓，这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。
第二是价值共鸣打通所有阶层，忠义、侠义、家国、善恶、兴衰等主题既符合官方教化需求，又贴合民间情感诉求，上可登宫廷大雅之堂，下可入市井闲谈之语，覆盖全民。
第三是传播形式多元无孔不入，从抄本、刻本、译本到戏曲、唱本、说书、年画，再到现代电视剧、短视频，每种人群都有对应的接受方式，实现全场景覆盖。
第四是民间力量自发传承，华人商旅、移民、戏班、书商、译者、民间艺人共同构成传播网络，即便在越南官方下令禁止购买中国书籍的时期，中国典籍的传入也从未中断，甚至19世纪仍有越南人专程在中国广东佛山刻印喃字书籍回流本土，让经典代代相传。
这四重密码共同构筑了强大的文化生命力，使四大名著超越时空与国界，成为中越文明互鉴最持久的见证。
越南在古代曾长期为中国郡县，受到汉文化深度浸润。独立后，越南仍长期承袭汉字、儒家与典章制度，这为四大名著的传播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。今天，当我们看见越南孩子喜爱孙悟空、商人供奉关公、百姓熟稔三国故事时，不必惊奇，这正是千年文化交流结出的硕果。#头条精选-薪火计划#
七星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